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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烁
一家互联网大公司告诫员工，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选择的，我们都可以。
错在哪里？
那可太多了。
比如说，你不能某个违法行为放到选择集合之中，要求人从中选择。违法行为不可选择，更不可指令别人选择违法行为。
中国有《劳动法》，假设把法律所允许的所有加班情况都算上去，一名劳动者一个月的极限工作时间是212个小时，超过即属违法，不允许就三个字。
但是，现实中，哪家互联网大厂不996呢？996一个月下来是多少呢？至少288小时，超越法定极限36%以上。
996现象到现在还普遍地被当作道德议题而不是法律议题被讨论，真是奇观。
但这我只是顺便说起，我真正想说的是强者不要搞语言暴政。
“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选择的，我们都可以。”
这句话，我们有时也会对自己说。
同一句话，如果是一个人对自己说，或者是如果一家公司对员工说，有区别吗？
凭什么个人对自己说就可以，公司对员工说就不可以？
因为，就是，不可以。
没有一句话可以脱离语境，有些话只能自己对自己说，别人说就不行。该说的人随便说，不该说的人一说就错，至于明知是错还说，就是别有用心。
比如说，黑人有时会用Negro来说自己，但他说是他说的事，你要是对他用这个词就是种族主义。
如果你对这没什么感觉，再举个例子。我吃了个大亏，事后对自己说：我真蠢，我活该。这可以。但如果是你刚刚占了我便宜，你不能对我说：你真蠢，你活该。
道理其实很简单：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可以选择把现实当作给定情境，感叹世道冷酷人心险恶自己无助，这是他的权力，他有权选择这样看问题。但是，侮辱与损害他人的人不能用同一番话来证明自己的做法合理，并把它加于对方，成为对方的义务。
接受现实，是一个人的权利，不是义务。他可以选择接受现实，你不能要求他选择接受现实。
语言不是中立的，不能把它从一个语境中抽离出来，包裹在胶囊中，假装无损地移植在另外一个语境中。作为一种权力，语言权力关系的内涵在于谁说，何时说，对谁说，怎样说。
如果扭转语言的权利义务关系，把它掉过头来，把弱者在现实面前给自己的一针安慰剂变成针对弱者的一杆枪，那就叫语言的暴政。
我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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