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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烁:幸运儿

文 | 王烁
 
Churchill: Walking with Destiny, by Andrew Roberts
 
丘吉尔平生说的话写的书太多了,说的话不可信,写的书不可信,凡是自己表达的都不可信。他一生,可以有把握地说这几点:能说会道,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固执己见,勇气十足,厌憎极权。从凡人的眼中看本来是有缺点有优点,但在1940年5月那个至暗时刻,这些都变成了优点。
 
 
邱吉尔出身望族,第一代万宝路公爵John Churchill是英国历史上著名政治家,祖父是第7代公爵、爱尔兰总督。母亲是美国名媛,外祖父是投机家,曾有过华尔街之王的称号,发财两次,破产两次。母亲是有名的交际花,曾是威尔士亲王、后来的乔治三世的情妇。父亲排行老二,不能袭爵,但也是成功的政治家,担任过殖民部长,任上决策吞并缅甸,后任财相。“三四百上来掌握英国的三四百个家族之一”。
 
邱吉尔政治观点承接父亲,是开明保守派,派系属保守党,政纲有进步主义内涵。信仰算是属于圣公会但并不怎么信教,他大体认为宗教信仰都差不多。如果忠于国家,忠于女皇,忠于朋友,慷慨好义,就算是有信仰了。
 
他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稳定、安全、富足、强大。大英帝国就是邱吉尔的信仰。作为那个时代贵族的标志,他入不敷出,追求荣耀,来往无白丁但并不刻意势利眼,热爱印度但认为英国统治是印度人民最大的福份,给次大陆带来和平、稳定和发展。投身政治,承担命定的统治责任是他认为的对大英帝国的义务。
 
邱吉尔22岁随军驻扎印度,极力加入西北扫荡作战,尽管他无论从财政上、军事上、道义上都不看好。未几又想尽一切办法,用了首相的关系、亲友的关系,走后门加入了英军对喀土穆的远征,哪怕被冷冷地要求自费从军。
 
他追逐每一个行军打仗的机会,骑白马,不避风险,就为了博得勇敢之名和勋章。 他喜欢从军,但只把它当作从政的阶梯。
 
 
终于,1899年南非布尔战争,给他带来了渴望已久的名声。
 
他以记者身份观战,却以军人身份救下几十名陷入绝境的英军士兵,被俘之后,又奇迹般越狱脱逃,成为英军战事最低谷时惟一亮点,成就战争英雄的名声。
 
每参一战,就有报道无数,征战记一册,声名越上层楼。当他回归英伦之际,25岁,已在三大洲经历过四场战争,出版了五本书,名记者,战争英雄,参选议员,如愿当选,进入政坛。
 
父亲46岁早逝,丘吉尔觉得时间不等人,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
 
丘吉尔野心勃勃,刻苦,能言善辩,他把自己所有的重要演讲都背下来,但有时也会宕机。在初入议会后的一次重要政策辩论中,他站起来滔滔不绝讲了45分钟,然后把接下来要讲什么完全忘了,只好尴尬而不失风度地坐下。同僚和媒体倒是有些同情他,因为他的父亲在病重后也有过类似宕机。
 
丘吉尔请Eddie Marsh做他的私人秘书。Marsh知道他聪明绝顶但觉得他傲慢尖刻,就去问朋友、丘吉尔前女友Pamela Plowden。她说,丘吉尔是这种人,第一面你就发现他的全部缺点,然后用一辈子发现他的各种优点。
 
Marsh当了丘吉尔30年秘书。
 
 
英国是长子继承制,父亲排行老二,没能继承家族财产,母亲家族炒股破产。父母又有大贵族挥霍无度的习气,所以父亲虽然宦至财长,去世时却没能留下太多财富,还被母亲挥霍一空。
 
跟父母一样,大手大脚是丘吉尔贵族人生的必备素质,但他在钱上没有祖荫,始终有个缺钱花的问题。
 
好在他会写。
 
23岁时,他写下The Scaffolding of Rhetoric,关于演讲的五条心得,同样适用于他的写作。这篇文章一直没有发表,因为涉及他的核心机密。
 
第一,炼字。
 
第二,押韵。
 
第三,蓄势。奔向终点之前,结论已经浮现出但尚未到来,预期,紧张与释放。
 
第四,比喻。
 
第五,夸张。用夸张击中人心。
 
23岁的邱吉尔,一切都是为从政作准备。
 
多年以后,赋闲在家的丘吉尔写一战回忆录,The World Crisis,请英国军史作家来核对材料,后者目睹了丘吉尔的写作方法:
 
来回踱步,对自己轻声讲述,确定听上去感觉到位,再向秘书口授。初稿出来以后,要改四五稿才能定稿。
 
这么仔细,并不是为了追求严谨。这书共5本80余万字,多年后授予丘吉尔诺贝尔文学奖时颁奖词里亦有提及,无疑是文学杰作,却并非信史。“充满了真话、假话、半真半假的话。”时人作评。丘吉尔是政客,又不是历史学家,写书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重构现实。
 
每参一战,都约好报纸做特派战地记者,稿酬节节上升,从最早的每栏5镑升至布尔战争时的每月400镑+报销,然后每次结束了还写书。丘吉尔追逐参加能参加的所有战争,为了声誉、荣耀,还有写稿挣钱。一鱼多吃,精明。
 
当选议员后,他写了本父亲的专记,这时他已是成功作家、战争英雄,拿到的预付款就有8000镑。其实父亲跟他并不亲近,但书中把父亲抬得极高。时人识破其用意,讽刺说:
 
从来没有一个父亲为儿子做得这么少,而儿子为父亲做得这么多。
 
这些书给他挣了钱和名声,但都没能经得起历史考验。
 
“我经常为了修辞剪裁事实。”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讲。
 
能写会讲,上则折冲樽俎,下则养家糊口,其余在所不论。
 
 
丘吉尔的种族主义不超过帝国主义统治精英的平均水平,或者说,他就是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有的种族优越感他都有,之外的种族主义他没有。他参加布尔战争,接触到南非白人的种族主义,相当反感。
 
丘吉尔的政见是保守打底,有自由色彩,大体是开明精英主义。“我支持民有、民享,但不支持民治。”入阁后是最进步的社会改革派之一,推动了失业保险、就业扶持、劳动安全立法,支持推行累进制所得税和土地税、财产税。他解释自己的做法是“把后卫带上来”,以便在战时有团结的国民。这跟俾斯麦搞社会保障的出发点相似。时人评论:丘吉尔的理想社会状态是开明仁慈的上层精英向勤劳且心怀感激的劳动者阶层分发福利。
 
一战前四年,丘吉尔转任海军部长,此前在内务部长任上呆了不到两年。其实海军部长是他的第一选择,没给他。之所以机会降临,是因为面临德国崛起的威胁,陆军与海军就应对之策起了重大分歧。陆军建议,如果欧战到来,英国派出6个师的远征军,帮助法国顶住德军的进攻。海军则表示海上封锁德国就行,最后海军把陆军运到荷兰一线登陆。英国政府选择了陆军方案,派丘吉尔这个刺儿头去海军部搞定老资格的海军准将们。
 
这个方案就是英法搞一个没有盟约的结盟。丘吉尔完成了他的使命,他与法国人协商好,英国从地中海撤出,其利益由法国海军保护。法国将海军从海峡转移过来,其利益由英国海军保护。与此同时,英国将在战时派出6个师协防法军左翼。
 
奔向战争的最后关头,丘吉尔搞了海军军备竞赛的两手。一手是大举扩军,德国海军每增加一个吨位,英国就要增加1.6个吨位。另一手是向德国发出倡仪,停下来吧,德国海军但凡减一个吨位,英国就减1.6个吨位。要么都加,要么都减。这是个经典的博弈论情境。
 
德国拒绝。
 
在丘吉尔政治生涯前期,他反对扩充军备,反对增加军备开支,继承了父亲的政纲。但与崛起中德国的接触和了解使他180度改变看法,成为战争不可避免派的代表之一,也是激进增加军备开支的主力,为此与许多曾经的同路人决裂。
 
形势改变了,丘吉尔的看法也就变了。
 
 
八月炮声响起,战争开始。
 
面对战争,丘吉尔保持了一贯的兴奋,没有从首相到内阁同事们的担忧和犹豫。一方面,他知道这次战争与以前不同,会很长很残酷;另一方面,他总是从战争中看到个人建功立业获得名誉和声望的机会。他是内阁中惟一上过军校打过仗的大臣,但跟15年前不同,那时他的主职是记者,副职是低层军官。这次不同了。他是海军大臣,他想来个大的。
 
第一个是领军驰援安特卫普。8000海军陆战队赶到战场,如果发挥了什么作用的话,就是以几千名士兵的身体和自由为代价,将德军攻占安特卫普的时间延缓了一星期。这有多少用,各有评说。时人认为是个失败。
 
第二个是力主达达尼尔海峡之战,要求强力打开地中海进入黑海的通道,进袭伊斯坦布尔,以达到三个战略目的:迫使奥斯曼土耳其退出德奥联盟,与盟友俄罗斯接头,开辟东面战场以打破西线壕堑战僵局。想是想得很好,但跟丘吉尔的所有军事构想一样,战略上有吸引力,战术上不可行。第一阶段,突进海峡的英国海军面对着10层水雷、狭窄海峡两岸坚固堡垒中的大炮,损失惨重,寸步难行。第二阶段,陆军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想拿下岸边堡垒,结果在滩头遭遇猛烈攻击,只得就地挖壕沟自保,进入另一个壕堑战。最终,15万英法联军在此死伤,没有实现任何战略目标。
 
丘吉尔要为这场灾难负最大责任。他说服了内阁批准这场军事行动,职业军人们均不看好这场行动,但被丘吉尔强力压服。
 
惨败之后,丘吉尔下台势在必行。所有人都抛弃了他。他本来出身保守党,但脱党投向自由党,被对方恨之入骨;自由党同僚对他本来就是警惕加上羡慕嫉妒恨。丘吉尔主张两党合作多年,终于在世界大战期间实现了,但保守党提的条件就是丘吉尔必须走,而自由党很乐于接受这个条件。丘吉尔没有支持者。
 
“我完蛋了。” 33岁就入阁,40岁已经历任三个内阁职务,丘吉尔人生向上45度线的轨迹终于掉头。他的下一份工作是管理国王的私产,一周只需要一天的工作,剩余时间没事干。
 
丘吉尔学会了画画打发时间,本来有点达达尼尔冲击后按摩心理的意思,成为终生爱好,“画画时注意力最集中。”作为一个业余选手来说画的相当不错,有时被人以为出自专业画家之手。
 
1915年11月,英军决定从达达尼尔撤退。翻盘无望,丘吉尔决定辞职,退出政府。一周后即来到法国前线,他向自己所属的军团报到。他不需要这么做,征兵没到他这地步。他选择不当大臣上前线,为荣誉感所驱使。丘吉尔有很多缺点,缺乏勇气不是其中之一。
 
达达尼尔教会丘吉尔三件事:
 
当下属一致反对时,不要一意孤行,也不要压得他们鸦雀无声,然后把沉默当作支持;
 
政治家要坚决指挥枪。战争太重要,所以不能只交给军人。所以二战时任首相,任命自己兼防长。
 
要知道什么时候一定得止损。
 
 
丘吉尔先下部队,在战壕里呆了一个多月,然后被任命为中校营长,这个营刚刚损失一半人马,军官损失四分之三,任务是守住1000码的阵线。原来的计划是当一会儿营长就去当少将旅长,但英军总司令临时换人,打断了这个计划,结果他在前线当了4个月营长,直到几个营因为缺员合并,他才光荣退役,回到英国。18个月后,他重新进入内阁,担任战争和空军大臣,直到一战终结。
 
一战结束,丘吉尔的大敌就换成了布尔什维克。在反布尔什维克这件事上,他最早最坚决。为此他主张对战败国德国和土耳其宽容,因为他们可能成为反布尔什维克的中坚。不过这时,他的这些主张都没有成为主流。
 
1921年,一个远亲意外去世,给丘吉尔留下一笔巨额遗产,相当于每年4000镑的收入,丘吉尔从此正式摆脱金钱的困挠。他不是长子不能继承家业,他从政收入有限且不稳定,说起来他当记者给报纸撰稿的稿酬很高但往往成为政敌攻击他的口实,好像给报纸撰稿有损于做一名严肃政客的声名。总之,他过往经常缺钱,以至于生第三个女儿时,老婆认真地考虑送给朋友收养,因为觉得养不起。现在好了,47岁,丘吉尔终于有固定资产了。
 
1924年,连续两年没有公职,三次议员败选之后,丘吉尔选择重回保守党,出任财相,父亲曾经的职位。“我的理想实现了。”他向首相Baldwin承诺。他还保存着父亲出任财相时穿的袍子。
 
1904年叛逃到自由党,1924年回归,丘吉尔完美择时。接下来的20年中,保守党牢牢把持政权。
 
“谁都能当一次叛徒,只有天才能当两次。”丘吉尔很得意。
 
他在财相任上的最重要决定是重返金本位,也是他事后最后悔的决定。金本位加不贬值事后看是个灾难组合,事前却得到金融专家几乎一致的支持。这使丘吉尔以后对专家意见总是保持怀疑。
 
“金融那些事,让人舒服的就不靠谱,靠谱的就让人不舒服。”
 
 
1929年,保守党政府下台。丘吉尔利用这段时间深度游美国。为期三个月的美国之旅彻底治愈了他的恐美症。此前他力求英国海军吨位跟美国海军一致。现在他放弃了,美国能建多少就建多少吧,反正这对自由世界不是坏事。1929年黑色星期四股市崩盘那天,他正好在华尔街,亲眼看到有人跳楼。在旅行期间他写信跟太太算账,这里一块收入,那里一块收入,从政坛休息才三个月就挣了不少钱。很得意。结果黑色星期四一天就亏了100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0万美元)。跟太太谈起股市的时候,丘吉尔的说辞跟A股股民没有什么区别:
 
别怕,只是技术性调整。
 
丘吉尔在股市上投资很多,炒短线,有普通投资者都有的各种缺点。金融危机摧垮了他们家好不容易得来的财务自由。转过年来,他们家负债2万多美元,日常开支靠赊账。伦敦的房子卖了租房住,乡下的庄园装修停工。亲朋好友来帮衬,但最终缓过气来的,还是靠丘吉尔猛写书。他一贯多产,在30年代尤其多产,就是这个原因。靠写书挣回30000美元之后,他们才得以重启庄园装修。
 
丘吉尔用父亲的名字给长子取名,但Randolph长成以后不是个省油的灯。“他继承了父亲的脾气,却没有继承父亲的宽厚。”朋友评论,英国人就是这样毒舌。Randolph选议员,一不成,再不成,三不成,还因次次都是挑战保守党候选人,给丘吉尔在保守党内已经尴尬的位置增加麻烦。两人时常大吵,终于,丘吉尔说:在我打断你的时候,不要打断我。
 
 
从此开始的十年,是丘吉尔在政治荒野中独步的十年。他在最重要的几个政治议题上,在英国的知名政客中,孤身一人。
 
第一个是印度独立问题。1930年代开始,英国政治家中的主流主张是给予印度自治领(dominion)地位,如同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南非那样。这意味着自治,然后意味着终将有一天通向完全的独立。无论是保守党、自由党还是工党,领衔的政治家们都认同这个方向。
 
丘吉尔反对,大英帝国是他的信仰。他拒绝接受放弃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为此不惜与本党领袖闹翻。他表示印度最需要的是公共卫生、多民族多信仰和平共处、法治基础上的善治,而不是独立。他预言英国一旦离开印度将陷入族群屠杀。他不认同印度人想独立的强烈愿望,不接受英国政治对这一愿望的顺应。他攻击朝野两党的共识,于是只能自我放逐。
 
第二个是绥綪希特勒问题。一战创伤太重,英国人无论如何不想再打仗,于是容忍希特勒的崛起。丘吉尔认为希特勒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霸权竞争者,更是对文明的最大威胁,为此他不惜主张与苏联交好,以遏制希特勒的野心。这样想的英国政治家还有别人,这样做的只有他一人。
 
第三个在当时有关国体,今天看无足轻重。英王爱德华八世一定要娶辛普森夫人。她是美国人,这点不是大问题,毕竟好几代英国贵族都靠娶美国富家女支撑家族的里子了。但全部执政大臣和权贵阶级都坚决反对,因为他们不能想像国王娶一位有两个前夫的女人,而她生下的孩子可能成为未来的国王。他们要求爱德华八世退位。
 
只有丘吉尔在想折衷的办法:国王不必退位,可以娶辛普森夫人,但不给她加皇室头衔。这一招国王和权贵两边都不接受。爱德华八世退位那边,丘吉尔与他共进午餐,最后作别。尽忠效节全套做完。
 
再过一阵,新王登基,丘吉尔现场观礼,看到给王后加冕,他满眼热泪回头对妻子说:他们说得对,(辛普森夫人)不行。丘吉尔忠于的是立宪下的君主制。他认为这是最好的制度,荣耀属于君主,权力属于内阁。独裁者可能偶尔行,长期一定不行,因为没有制约。
 
在这两个大问题和一个小问题上,丘吉尔作出自己认为必须做的选择,站在朝野精英的对立面,等于是放弃了自己成为英国首相的最后一丝希望。
 
当然,丘吉尔不得志10年,还有个自己的原因。他距第一次入阁已经30年,资格太老,人又太能说。每当新首相筹划新内阁想到他这个人选时,都有点不寒而栗。内阁会议上只要他一张嘴,哪里还有别人说话的余地。这是个实际问题。
 
英国政治是威斯敏斯特体制,在议会选举中胜出的党派组阁,政党领袖成为首相,带来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内阁与议会多数掌握在同一个党手中,政党意志变成政府政策基本没有阻碍,没有府院之争,造就强势内阁。第二个结果是首相个人不够强势。首相跟内阁大臣的关系就是first among equals,选民选的是党,不是他个人。他个人权力的大小,要看他在党内高层之间运筹帷幄的本事。一个看不紧,大臣中的野心家就可能逼宫。丘吉尔已经当过了内务大臣、海军大臣、战争和空军大臣、殖民大臣、财务大臣,你猜猜他还想当的是什么?资历无人能及,野心厉厉在目,说话雄辩滔滔,哪位首相愿意主动请这位瘟神进来呢?
 
60岁,他出了自传《我的年轻时代》,开始为自己的政治生涯作总结。也许,这辈子就这样了吧?
 
只有命运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终于,在30年代即将结束之即,当希特勒充分展示自己的本色之后,当英国人民和政治家无法再自欺欺人之时,机会降临。
 
1938年9月,首相张伯伦从慕尼黑带回跟希特勒的协议,宣布用体面的方式带回了一代人的和平。丘吉尔在议会发表了他一生迄今最重要的演讲:这个协议既不体面也不带来和平。捷克斯洛伐克不是你们所说的英国人民没听说过的遥远之地,而是英国作为主签约国的巴黎和会缔造的新国家,也是约束德国重启战端的中东欧集体防御体系的重要一环。作为这个体系的保证人,英国出卖了捷克,那么这个体系中的所有成员都得自寻出路,与希特勒找共存之道。
 
事实正是如此。英国人不想打仗,法国人不想打仗,那么没人会自己出头去挡希特勒。几个月之后,希特勒吞并整个捷克的时候,波兰,这个集体防御体系的另一个重要成员,不仅没有帮助捷克,也出兵瓜分了部分捷克领土;又再过几个月,希特勒进攻波兰前夜,苏联与德国,这对迄今的死敌,转而达成密约。捷克遭受的命运,在波兰那里重演。苏联出兵,占领了波兰东部领土——既然是自助年代,那就各求多福吧。这些运动都从英国放弃维护自己缔造的战后新秩序开始。
 
丘吉尔命运的再次转折,与希特勒的节节进逼同步。
 
1939年初,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议,占领捷克全境。这意味着再也没有借口相信希特勒的目标是有限的。此前,重新武装、占领莱茵河,是以德国恢复为正常国家为由;吞并奥地利、割让捷克苏台德地区,是以德意志民族要生活在一个国家为由。如果英国人就是不想打仗,还可以用希特勒的这些借口来骗自己,但是占领捷克全境,没有任何借口了。
 
1939年8月底,德苏突然公布达成友好条约,在外渡假的丘吉尔立即回到伦敦,他知道战争即将开始。几天之后,解除东线之忧,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丘吉尔所有悲观的预言都已兑现,对希特勒最坏的估计都已成真,对英国疏于备战的警告都已印证。再没有理由不让他进入决策核心了。张伯伦组成战争内阁,刚开始请他担任不管部部长,但助手提醒张伯伦,一个没有具体任务什么都能插一手的丘吉尔对他来说更危险,于是改任海军大臣——丘吉尔25年前担任的职务。
 
张伯伦的这点小算计,几个月后就被希特勒的坦克洪流碾碎。他在议会演讲,说要打败希特勒。丘吉尔演讲,说这不是为了保卫波兰,不是传统霸权之争,而是在纳粹暴政威胁面前拯救全世界,保卫人之为人的最重要价值。
 
议员们看得清楚:丘吉尔才是那个英国需要的战时领袖。
 
走出唐宁街10号,丘吉尔告诉妻子:“比我预期的职位好得多!”
 
就在德军进攻波兰前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给丘吉尔来信,开启了两人贯穿整个二战期间的书信往还,也开辟了英美两国之间在官方之外的第二个最高层交流管道。丘吉尔埋下的伏笔结出了成果。
 
几年前,他请罗斯福的儿子晚餐,席间盛赞罗斯福为当世伟人,并请他转交了一套自己写先祖万宝路公爵的传记。罗斯福来信就是从万宝路公爵传记说起:幸亏您写得早,要不然战事起来,您不可能写完这部杰作,那将多么遗憾!罗斯福与丘吉尔的来往书信总共接近2000封,相当于直到罗斯福去世前,平均每天一封。
 
重上巅峰,丘吉尔发现了广播的力量。他通过BBC对英国和欧洲定期广播,鼓舞人心,传递决心。为了适应广播时代的传播特性,他还重新训练了自己的说话方式,淡化议会演讲那种洪亮声量和戏剧化表达,转取娓娓道来。议会演讲是广场式的,广播讲话是如在耳边的。虽然丘吉尔已年过60,虽然在议会演讲了30年,但老狗还能学新招。
 
战争初期,西线陆上无战事,主要发生在海上,德军潜艇与英国海军护航队之间,正是丘吉尔主管的领地。战况这时期大体上是试探与僵持,但丘吉尔太希望获得一场大胜,没有的话那就说它有。到年底,他坚称德军潜艇数量已经被消灭了一半(事实上只有15%)。海军主管对德军潜艇战损估计比这低很多,他就把人家发配到前线。他咆哮,英国有两个人在击沉德军潜艇,一个是你,在海上,一个是我,在议会里,问题是你击沉的数量只有我的一半!
 
丘吉尔当然知道自己在扭曲事实。有一次小朋友问他,你撒过谎吗?他说,撒过很多,为国为民,将来会更多。
 
丘吉尔的军事浪漫主义始终没有熄灭过。他强烈主张英军进入挪威,控制北海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但到英国政府终于决定行动时,与德军入侵挪威的行动正好撞车,选在了同一天。英军德军相撞,英军输得很惨,被迫撤退。
 
英军参战的主要是海军,丘吉尔是海军大臣,又是这次行动的主要推手,但在此战之后检讨失败的议会辩论中,首相张伯伦却成为众矢之的,重点从战役的失败责任变成了对张伯伦绥靖政策的总清算。打输了到底是因为指挥不力,还是因为绥靖耽搁了重整军备?任何失败总有多种解释,搞政治的要诀就是诱导、推动、驱使大家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那一种。
 
在这政治人生的关键时刻,丘吉尔的奸诈尽展无遗。他坐在张伯伦身边,为他各种辩白,脸上仿佛刻满了大大的忠勇二字。但是,攻击张伯伦最厉害的都是丘吉尔在议会里的朋友亲信。有趣的是,这些人在攻击张伯伦时,无不变换花样把丘吉尔从批评名单中摘出来。
 
这种常见两面派手法,老资格政客张伯伦怎么会看不出来?他本来也存着把丘吉尔扔出去的心,只是力不从心。既然干不下去了,就推荐个确实想打仗的来接吧,毕竟为国为民。他晋见国王,辞职,推荐的接任人选是丘吉尔。
 
国家不幸诗家幸丘吉尔也幸。首相丘吉尔终于出世。几个月后,丘吉尔对友人说,我欠张伯伦一次。
 
 
丘吉尔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议会发表演讲之时,曼施坦因的坦克已经突破阿登森林,抄掉英法军队的后路,钳型攻式一往无前。法军已经丧失斗志,像夏天的雪一样消融,暴露出英军的右翼。如果不是奇迹般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战争可能就结束了。
 
丘吉尔清楚地知道战场情形,在前往议会时,他不由地说:可怜的英国人民,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我带给他们的只会是坏消息。
 
但是,英国人民听到的是另一个丘吉尔:
 
“你问我的政策是什么,我的政策就是战斗,在陆上、海上和天上战斗。你问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目标就是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因为胜利是生存的前提。”
 
其实希特勒向来没把英国当作真正的敌人。德法是死敌,这个没办法,但英国不同,在希特勒的世界体系观里,德国的未来在东方,只要英国不防碍德国在东方的自由扩张,他没有必要消灭英国,他甚至可以保证大英帝国的完整。他最不理解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英国不接受他的这套。
 
很多原因,其中最直接的一个就是那个不接受这一套的丘吉尔,现在是英国首相。过往这一生,勇气加固执到不识时务,给丘吉尔挖过很多坑,但在1940年5月,这些正好服务了他和他所服务的英国。
 
法国投降之后,英国在欧洲大陆上再没有一个有力量的盟友,陆战没戏了,重演一战时的海上封锁也不可能了,那需要法国的协同。美国现在有的只是同情,实际支援是没有的。希特勒虽然迟早会跟斯大林翻脸,但那会是在什么时候?英国能不能顶住到那时?正常的理性是看看希特勒有什么和谈条件,疯狂的理性是封死一切和谈之门。丘吉尔选择了疯狂的理性。
 
他把英国豁出去了,不过他也把自己豁出去了。无论在官邸,在庄园,在飞机上,在船上,丘吉尔都要求给他留把枪。他在广播里说,如果德军登陆,那么赢得胜利只需要每个英国人打死一个德国佬够本。他自己是准备这么做的。他给王室准备了撤离方案,但没有给自己准备,他也不准备被生俘。他有空就去靶场练射击。
 
不留退路。
 
不服的丘吉尔领导不服的英国,使得德国再一次没能避开那个它明知必须避开的两面作战。最终,丘吉尔等来了苏德翻脸,又等来了美国参战。在至暗时刻一度显得遥不可及的两个梦想,最终都来临了。
 
其余的都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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